王计兵总是习惯性地打开外卖接单系统，尽管他现在已几乎没有时间送外卖了。4月23日，王计兵从昆山奔赴北京，参加了《中国企业家》举办的2023世界读书日活动。
坐在休息间的沙发上，他刷着一溜的外卖单，对记者感慨，“北京的单子真多，不像昆山，人多单子少。”系统里那一长串等待骑手的外卖单，对他充满吸引力，他说，“我总忍不住想抢单。”他仔细观察每个单子的配送地址、距离，似乎真的在衡量接哪单最合适。
即便身处北京，离家1000多公里，系统还给他推了一个回程单，即和他回苏州昆山的方向一致的单子。“这不是很有意思吗？”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新奇，顺手截屏，说要记录下来。
今年，《赶时间的人：一个外卖员的诗》和《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》两本诗集先后出版，媒体蜂拥而至。这位已经“奔跑”了15万公里、创作了4000多首诗的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，彻底火了。人们认识了这位在送外卖间隙写诗的外卖员，也被他诗中记录的粗粝的底层生活、质朴的情感所打动。
不过，他以往风驰电掣般从一站到下一站的“外卖”生活，也全被打乱。现在他少有时间送外卖，骑手等级降下来了，他有些忧虑，“等级降下来，派的单子会少很多。等以后有时间了，要多接单，慢慢把等级升上去。”
2018年，王计兵决定送外卖时，大女儿哭了好些天，每天给他打电话，不让送。后来慢慢习惯了，她才平复下来。那时所有人都不会想到，送外卖会成为王计兵的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
王计兵从1988年开始写作，写了几十年，送外卖才不过四五年，他却因“外卖诗人”被外界所知。他反思，以前的写作像是从房内透过窗户或门来观照世界，送外卖后，横亘在他与世界间的墙被拆除了。
王计兵是被生活一次次捶打过的。他出身于江苏徐州农村，初中辍学后辗转于山东、新疆、江苏等地，做过农民工，在河里捞过沙，开过翻斗车，甚至摆地摊、捡破烂。送外卖反而是他干过的最轻松的活儿。在一长串漫长的艰辛和漂泊的人生里，文学成了他的救赎。
他在颠沛生活的间隙里读书、写作。最艰难的时候，他靠拾荒谋生，读书自然是极为奢侈的事，那时他常常在新华书店橱窗前来回踟蹰，舍不得离开。实在忍不住了，每天攒几块钱，等攒够了就买本书，撕掉封皮，扔在脚底来回搓几下，伪装成垃圾桶里的“旧书”，再带回家。
在写作最疯狂的时候，他会做出一些外人无法理解的举动，因此成为村里的另类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被身边人说是“神经病”。为了构思小说情节，他模仿主人公“披麻戴孝”，彻底激怒了父亲，20万字的小说手稿因此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。他承诺父亲不再写作，之后的25年里，他独自默默写作，却未投一稿，也从不告诉家人。
但生活之重并没有以愤激的色彩出现在他的诗中。“其实我写过很多幼稚的东西，极致发泄个人情绪的诗很多。”他觉得，这些诗除了鼓动浮躁之人宣泄情绪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。
送外卖之后，王计兵用身体感知人间冷暖，眼中的世界更加宽阔，他则愈发平和。
他曾经认为，有钱人会对生活在底层的人带有偏见。直到有一次，他送四杯奶茶到别墅区，路上奶茶全被打翻，顾客却没计较，对他说，“这点钱对我不算什么，但可能是你一天的收入。”对方的宽容和真诚，让他意识到，他看待世界的视角需要改变了。见过芸芸众生的苦，对生活在底层的人，他也有了更多理解。
这些经历折射在诗歌里，让他的诗歌有了“温柔敦厚”之风。他写生活之重，底色却是悲悯的、坚韧的、温情的。
有一次顾客接连给错地址，这一单他送了三回，爬了18层楼，才送到对方手中，反被骂“蠢”。那天晚上，他因此超时了三个订单。苦涩、委屈郁结于心，回家路上，他写下了《赶时间的人》：
从空气里赶出风
从风里赶出刀子
从骨头里赶出火
从火里赶出水
……
剥离了愤怒，却打动了千万人。这首诗被网友转到微博上后，引发了广泛共鸣，阅读人次达2000万。而在经历一次被醉汉拉扯的“惊险”送餐后，他写了《请原谅》：
……
请原谅夜晚
伸手不见五指时仍有星星在闪耀
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
生活中王计兵脾气很好，除非为了家人，否则从不与人争吵。他平和，但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反抗。小时候与同学闹矛盾，别人越不让他干什么，他就越要去做。“哪怕他把凳子抡起来，只要不打死我，就不能阻止我干什么。”
他在《赶单》中这样反抗“生活之重”：
……
只有挺直了腰杆
才能钉住生活的拐角
……
温情则来自亲人，他们是他最深的羁绊。在诗集里，写父母、爱人、儿女的诗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篇幅。王计兵最满意的诗，并非那首广为传诵的《赶时间的人》，而是写父亲的《父亲从乡下来看我》、写母亲的《老娘》和写爱人的《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》。
有读者评价王计兵的诗，“生活的重量很沉，有些不忍读。”
分别前，王计兵在《赶时间的人：一个外卖员的诗》扉页写下了赠言——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。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句诗。
以下为王计兵自述（有删减）：
我叫王计兵，1969年生人，今年54岁。说起来很荒诞，我发现自己喜欢读书、写作，是在辍学以后。1988年，19岁的我远赴沈阳，成为工地上一名农民工，每天干一些枯燥的体力活。
晚上放工后，我会去公园散步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公园一角看见了一个旧书摊。我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跌跌撞撞地跑过去。
那个旧书摊主要向来往的人租书和卖书。我在工地上每天的工资是3.5元，既买不起，也租不起。“坐在这里看书，收不收钱？”我鼓起勇气，有些不好意思地问书摊老板。他说，只要不带走，就不收钱。
从此，每天晚上下班后，我都会去那“蹭”书看。旧书摊成为我疲惫枯燥生活里的慰藉，单调的工地生活因它变得安宁、充实。
那时候，我读的书特别杂，看到什么就读什么。金庸、古龙等武侠小说正风靡中国大江南北，我也痴迷，但每次读到最精彩之处，就被迫中断了，总会有人来把手里的书租走或买走。我眼巴巴地看着书从手里被拿走，读了一半的故事还卡在心里，不上不下。
有一次，我读到一本外国武侠小说，读了一半就不得不回工地。虽然人离开了书摊，脑子里还是书中情节。回去后我躺在床上，突发奇想，“我能不能自己为它续上一段？”我趴在床上续写了几百字。
很幸运，第二天我回到旧书摊，那本书还在。我继续读下去，欣喜地发现，我续写的故事竟然与它有许多重合之处。天哪，就在那一刻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好像可以写书了。
从那以后，每天晚上从书摊回来，我都会为读过的故事续一段，第二天回去再与原著对照，其乐无穷。这样的“游戏”，无意中培养了我阅读和写作的习惯。
离开山东后，我回到老家做捞沙工，捞沙比工地更枯燥。每天泡在水里，身体受到流动沙子的冲洗，皮肤变得柔软，手和脚往外渗血，很折磨人。那时候，读书写字愈发成为我生活中最需要的一部分，我每天盼着太阳下山，可以回家读书、写作，来消磨这种痛苦。
1991年的一天，我在一本杂志的后页上发现了投稿地址，简直像一个溺水者发现了一块木板一样兴奋。我尝试着将一篇小小说寄了出去。幸运的是，第一次投稿就成功了，我的第一篇小小说《小车进村》被发表在郑州《百花园小小说世界》上。
但我没想到，麻烦接踵而来。当时我的写作手法没有任何技巧，以写实为主，只是将人物换了姓名。在一篇小说里，我设计了一个看大门的小人物，原型确实是我们村一位看大门的。
小说发表后，样刊寄到了我们村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他异常愤怒，当天晚上就上门了，说我编排他，把他写成像秦桧一样的坏人。那次引发了我父亲对我写作的不满。
那一年，我发表了10多部短篇小说。创作灵感被充分激发出来，心里的作家梦似乎被点燃，我渐渐地不再满足于这种“小创作”，想创作一部长篇小说。
第二年桃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以看花为名，住进了我家的桃园，一直住到下雪的时候。期间，我一直在构思那部长篇小说。
写到20万字的时候，我遇到了瓶颈。为了揣摩丧亲的主人公的心理，我身穿一身白，模仿披麻戴孝。我父亲本就对我痴迷写作不满，家人甚至一度怀疑我精神有问题。这次，我彻底激怒了我父亲。
第二天晚上，我捞完沙回到桃园，发现小木屋不见了。我赶回家，追问父亲，“里面的稿纸呢？”他淡淡地回道，“没见到。”
我耷拉着脑袋，又返回了桃园，却在角落里看见一块新翻的土，用手扒出来，里面是一堆燃烧后的纸灰——所有手稿被父亲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。后来，他跟我说，你不可以再写作。
那段时间，我备受煎熬，每天该做的事情一点不少，但该说的话一句不说，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。家人深为担忧，他们让我大哥每天晚上陪在我床前，寸步不离，防止意外发生。
和家人对抗两个多月后，一次偶然机会，我结识了我爱人。年轻人一遇到爱情，仿佛世界打开了另一扇门，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。什么写作，去他的吧！
我回到家，与父亲促膝长谈，告诉他，“今后再也不投稿了，你给我安排结婚吧？我会踏踏实实过日子。”对他作出承诺的那一刻开始，我真正放下了我的作家梦想。
直到25年后，我重新投稿、发表作品。有一次我回家探望父母，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接到徐州市作家协会打来的电话，被父亲听到。我忐忑地向他坦白，我又开始写作了。
父亲沉默了许久，喃喃道，“我耽搁了你这么多年。”这句话像一记重锤，在我心里猛击了一下。我不知道说什么，短暂沉默后，我们把话题岔开。
1993年初，我和我爱人结婚，为了生活，我们远走新疆。在那里，我们相依为命。
生活稳定下来后，我内心深处写作的小火苗隐隐重燃。闲下来的时候，我又开始写，每每有了精彩的句子，就朗诵给爱人听。一开始，她听得津津有味。时间久了，她发现我总是躲在角落，一写就是一两个小时，对周边的一切一概不理，这让她无法接受。她甚至偏执地认为，这种方式的写作会让一个男人变得越来越懦弱，心胸越来越狭窄。
她开始用她的方式表达抗议，只要我在读书，或将我写的东西念给她听，她就会把盆子或手里的东西掼到地上。反复几次后，我不再坚持。我最亲密的两个人，我的父亲和爱人，都不支持我写作。我意识到在我这一生，写作可能都将是我一个人的事。
在之后的25年里，我一直保持写作的状态，但没有再投一稿，也没再告诉家人一个字。我一个人默默地写，写完读一遍给自己听，然后顺手扔掉。
从新疆回来，我再次去了山东，开翻斗车，一去七年。独自在外，艰辛且孤独，每天晚上收车回到工棚，我都会记录一些当天发生的事情。
我有两个工友，与我年龄相仿，性格相合。一开始，每次写完，我都会读给他们听。后来我发现，每当我兴奋地给他们朗读时，只要有人插话，他们的话题会立即顺势转移。我意识到，他们并不在乎我写了什么。
有一次，我们在地摊的老黄历上看到一则笑话。我告诉工友，这是我写的。我印象中，那几乎是工地所有人最开心的一次，他们狂笑不止，好像我是最大的笑话。
他们认为我想发表作品想疯了，其实那真的是我写的。我说出来，没有人相信，反被嘲讽。从那之后，我写作不再分享给任何人。
开翻斗车，紧张且危险，七年里先后有两位车友因翻车失去生命。那次，我们前面的工友翻车，当场被砸死，他的脑袋在地上像果冻一样。天天朝夕相伴的工友，顷刻间变成这样，我们实在无法接受。悲痛中，我们解散了车队。
生活还要继续。2002年，我和我爱人来到昆山。我俩没有文凭，找工作不易。我们开始摆地摊，她看地摊，我就出去捡破烂。
我们每天挣扎着生活，读书成了一件极为奢侈的事。我不敢读书，买书更是困难，但我心里特别渴望读书。每次路过新华书店，都要在那里徘徊很久。有时候，站在橱窗边，我就想，橱窗里的书为什么不打开放在那里呢？
实在忍不住了，我也会去买书。但捡破烂一天挣四五十块钱，买一本书几乎耗光一天的收入，回去没法和爱人交代。我像攒私房钱一样，每天攒一点，攒够了就去买书。然后撕掉封面，扔到地上，用脚搓几下，或者用手把它擦脏，把它变成旧书的模样。回家后，爱人问起，我说是从垃圾桶或者路边捡到的旧书。
在最艰难的时候，这个办法满足了我阅读的愿望。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悄悄攒一点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带回一本没有封面的“旧书”。
一年多以后，我们攒下了3万多元。我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，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租书店呢？既能养家糊口，又能读书。
我们用这3万元在村口摆起了旧书摊，宽度只有两米六，我们将它向后做深，像一个书架。书是从打折书店里买的，还兼带一些光盘、磁带。
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有成就感的一次创业。我每天可以光明正大地跷着二郎腿，在摊位上读书，虽然有时候我喜欢的书，买进后并不太受“欢迎”。比如，我最喜欢的是余华的《活着》，每次读这个故事，书中人物的命运、他们对生命的渴求，都会带给我很多启发。
这家租书店只“幸存”了两个月。有一天中午，一辆车突然停在了我们的摊位前，几位穿制服的人用大麻袋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装走了。他们说，书是文化产品，卖书还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和一些手续。“这些东西暂扣，手续完成后再过来领回去。”
我们确实没有任何执照，我不知道书摊和路边摆的小摊是不一样的。那天我们刚进了一批货，身上的钱花得干干净净，瞬间全被收走。我俩呆坐在摊位上，身无分文。
我坐了一会，终于缓过来，开始发愁下一顿吃什么。我和我爱人说，“你在这里歇一会，我出去一下。”我出去捡破烂去了，一下午捡了30多块钱，解决了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饭的问题。
从那之后有半年时间，我全职拾荒。这就是我发表作品用的笔名“拾荒”的由来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要忘记自己一贫如洗的时候，是靠拾荒度过的。其实，写作也是一种“拾荒”的行为，它让文字变废为宝，写作和拾荒意义相同。
书摊被没收后，我们租不起房子，无处可住，就用旧木材在一条废弃的河上建了一间小木屋，20多平方米。每到刮风下雨，屋子被大风吹得来回摇晃，吱吱作响。
每每此时，附近的村民就会用手电照向我们的小棚子，看看有没有危险。那些为我们照来的手电，是我一生中遇到最亮的光，直接照进我心里。我也常跟自己说，你是心里被照满光的人，不要惧怕任何夜路。
2005年，我们开了一家正规的日杂店，后来又买了房，终于安顿下来。在我以为终于可以靠正规店面过日子的时候，网购兴起了，杂货店被挤压得几乎没有利润。其实，我的生活总是处于一种被压得“抬不起头”的状态，我一直在和生活对抗。
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，我接触到了外卖行业，成为“赶时间的人”。送外卖改变了我，我发现横亘在我与世界间的建筑被拆除了。以前我的写作，像是从房间里透过窗户或者门去观察世界。送外卖之后，我发现世界并不是我想的那样，很多固有观念被打破。
有一次我给一个别墅区的人送外卖，路上4杯奶茶全被我打翻。我抱歉地跟她说，我赔你钱，或者重新给你买一份吧？但她说，不用了，你点击完成就可以了，“这4杯奶茶的钱，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如果让你赔，你今天可能就白干了。”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很平和、很真诚，也没有歧视或者高人一等。我从前认为，富人对我们这种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会带有偏见，但她打破了我的固有观念。我意识到，我需要调整自己看待世界的视角。
见过更多的人生百态后，我的写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。我曾写过一首《父亲从乡下来看我》，实际上诗中的“父亲”并不是我父亲，而是一位拾荒的老人。
那一次，一位拾荒的老人想进小区，去捡垃圾桶边的废纸板，但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。保安没有错，这是他职责所在。但无论保安怎么呵斥，老人还是不愿离开。我想把纸箱拿出去送给他，却被别人抢先捡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