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年后，从央视退休的张越，在一档女性文化节目《第一人称复数》中担任节目策划。除了知识分子普遍感兴趣的话题，《第一人称复数》也不回避与女性高度相关的议题。比如，开播前两期谈到的就是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——性骚扰。
张越发现，无论是性侵、性骚扰，或者家暴、产后抑郁，女性面临的困境，并没有显著改善。但她欣喜地觉察到，20年前《半边天》投石未能激起的浪花，终于在20年后由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女性，主动掀起风暴。
近年来，随着全球范围内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提升，女性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境遇，有了更多的觉察。而女性主义话题在当下女性日趋觉醒的时空维度中，仍有着被两性共同深入探讨的现实意义。
“女性主义的问题，不单是靠国家的一条法律、一个政策能解决的，大多跟传统的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、文化模式相关，它一定是靠社会的不断发展，文明的不断进步，在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段里，潜移默化去改变的过程。”在接受《中国企业家》专访时，张越表示。
张越认为，男性的社会化经历了5000年以上的历史，而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只有100年。许多女性遇到的议题，都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，有的问题产生的时长甚至不足30年。因此，对于男女平等的现状，“不要愤怒，它的改变需要时间”。
与此同时，张越还发现了阻碍男女平等的一些当下社会弊病：“如今，社会矛盾加剧，人们焦虑感增强，社会戾气加重。男性与女性之间关于性别的观点，很快就会上升到人身攻击。这种戾气，一定不利于解决性别问题。”
因此，在张越看来，男女平等，需要建立在更平心静气对话的基础之上，两性需要更好地去“看见”对方。而父权社会之下的性别刻板印象，与自然规律之下的“母职责罚”，在数千年中，同时困囿着男性与女性。
以下为《中国企业家》与张越访谈实录，有删减：
女性节目≠家长里短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您在发布会上说，《第一人称复数》几位主创对婆媳、婚恋等议题的兴趣不大，所以把内容拓展到了更广泛的社会话题中。您做这档节目的初衷是什么？
张越 ：首先，我们做节目时，没有极力淡化女性题材，我们就是想做一个女性谈话节目。我们并不排斥女性话题，只是不喜欢“所谓的”传统女性话题，把女性困在家庭与职业矛盾、婚姻与恋爱、养育孩子这些问题中。
所以，我们就先放弃了传统的女性节目选题，做了一个主创都感兴趣的节目。用我们导演任长箴的话说，它比起一个女性节目的特征，更像是一档知识分子节目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做完节目回头一看，发现正因为我们主创是女性，因此它呈现出的仍是一个女性节目的样态，它有着更宽广、更现代的女性视角。在后边几期节目中，也还涉及到男嘉宾的内容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您提到主创之间感兴趣的题材差异比较大。你们在探讨选题时，有没有一个决定机制？比如什么样的题一定会去做，什么样的不碰？
张越：没有特别的机制。我们有时候是根据话题兴趣找人，有时候是根据人来定话题。
只要我们主创之一很喜欢一个题材，并且能够找来这个领域说话特别有趣的人来聊天，就可以做。比如，周轶君对ChatGPT感兴趣，我兴趣不大，名字读着都觉得拗口，但她是主持人，并且能找到恰当的人，我们就会做这个话题。
或者，有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位特别有趣的人，希望邀请她做嘉宾，那我们会以人为切口，去定主题。比如，我们发现一位牛津毕业、研究动物性交的女博士，她的演讲很精彩，就有了动物性交这个很冷门的访谈内容。
我觉得在一个谈话节目里，最重要的是主持人，如果她特别抗拒一个话题，那其实就不太适合去做。只要周轶君不抗拒，我们都是以很开放的态度来定话题。
裹挟戾气，只会与两性平等背道而驰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从《半边天》到《第一人称复数》，20多年过去了，您一直关注着男女平等等相关议题。您觉得平权问题相比从前有了哪些改观？
张越：事实上，20年前的议题，仍然是今天的议题。不然《半边天》节目的内容，不会到现在还被博主考古挖掘出来，发到小红书上，还有一大堆人看了说“他们可真先锋”。
但是，20年来，我觉得区别还是有的。20年前，我在中央电视台使劲号召，都没有人关心女性主义；而今天，《半边天》节目不播了，但是大家都在关注男女平等的话题。所以，它的差别只是自我觉醒的人更多了。
不过，我对此一点也不吃惊。因为我想说，涉及到性别的问题，大多跟传统生活习惯、思维习惯、文化模式有关，而这部分问题都不是讲一个道理、下一个政策就可以硬性解决的。它一定是靠社会的不断发展，文明的不断进步，在非常漫长的时间段里潜移默化去改变的。
对于现状不必愤怒，因为男性社会化有着5000年以上的历史，女性参与社会生活才只有100年。而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这些问题100年都不到，它需要时间。
就像1954年，“男会压力。男性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女权，其实它也是放下男性重担的一种方式。